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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的历史

发布日期:2019-11-29 03:03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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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而今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到如今。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2、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

  3、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bizenyaki)等。

  展开全部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封、新安、汤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先是制瓷原料的进步,景德镇窑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成颇有气势的大型器。

  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的烧成,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兰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优点,一是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广,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蓝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青花瓷的这些优点,是其它瓷窑各类品种的瓷器无法与之匹敌的。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运销国内外。所谓釉里红是指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釉里红和青花同为釉下彩,唯呈色红、蓝各异。它们同样是用笔在胎上绘花,但用料铜、钴有别。它们同需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而青花对窑室中气氛要求稍宽,窑室气氛的变化对钴呈蓝色的影响不大。因此青花的烧成比较容易,至今尚有较多的元青花器出土和传世品种的保存

  釉里红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器数量不多。特别是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出土物更是屈指可数。国外仅见菲律宾出土了一批元代釉里红瓷器,国内则有北京丰台出土的釉里红玉春壶、保定窖藏的一对青花釉里红盖罐以及元大都和景德镇湖田窑址的少量残片。此外,江苏省吴县收藏有一件釉里红龙纹盖罐,罐身刻划纹饰三组,腹部釉里红为地,衬出白龙,红色艳丽,极为难得。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器,不仅出于元代中期纪年墓,并且也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的瓷器。它证明在至元戊寅(1338年)已经有了釉里红瓷器的生产。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瓷器来看,在器型、胎、釉和烧造工艺上与同时期的青花瓷一样,不同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三)铜在高温下容易发挥,因此元代釉里红瓷器无淡彩,只有一个比较浓的色阶,并且纹饰线条常见晕散。

  (四)铜彩料在烧成过程中十分敏感,窑室气氛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元代釉里红瓷器呈纯正红色的很少。

  最后是颜色釉的成功。高温烧成的卵白釉、红釉和蓝彩,是景德镇的烧瓷工人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的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展开全部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战国时期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的广大地区,普遍使用原始瓷,特别是江、浙、赣一带,更为盛行。它们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比西周和春秋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江、浙、赣一带的原始瓷,胎成灰白色。山西侯马、浙江绍兴富盛和萧山茅湾里出土的原始瓷碎片,经测定:胎内Fe2O3和TiO2含量的百分比分别为:侯马1.97、1.25;富盛2.12、1.18;茅湾里1.68、0.7。

  因而白中带灰。原始瓷的胎质细腻致密,瓷土经过粉碎和淘洗,烧成情况良好,同时用陶车拉坯成型,所以器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钵、碗、盘、盂的内底,自底心开始有一圈圈细密的螺旋纹和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痕。与西周时期的原始青瓷相比,坯泥的处理精细了,烧成技术有了提高,成型由泥条盘筑法改为轮制,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坯件的外表都上一层薄薄的石灰釉。经烧成后,多数釉成青色或青中泛黄。釉层厚薄均匀,有的凝集成芝麻点状。 广东、广西、湖南南部的原始瓷,瓷胎与当时的硬陶差不多,多为紫色、灰红色;釉除黄褐色、黄绿色外,尚有墨绿色等,但都属于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青釉系统。由于这时期的原始瓷胳质细腻,外施青釉,利于口唇接触和洗涤,所以都制成碗、盘一类的饮食器皿和模仿铜礼器形式的鼎、钟、盉和錞于等。 饮食器皿有碗、盘、钵、盂、盅、碟和鼎等,其中盘和鼎式样丰富,钵、碗大小成套,饮食所需用具已经基本齐备。仿照铜礼器中的盉,有流和提梁,流作兽头形,口部有浅孔,但与器腹不通,很可能是随葬用的明器。 器物的造型与其它地区的陶器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碗、钵和酒盅等大宗产品,都取直线条的圆简体形式,高矮适中,口部细薄,给人以轻巧的感觉。瓿为直口鼓腹,在胖胖的器身上装饰二圈栉齿纹,显得重心向下,稳重大方。

  仿照铜器形式的鼎,式样较多,有一种鼎直口浅腹,口沿的一端装一个兽面,与此相对称的一面饰兽尾,兽首高昂,头尾相应,造型独特。纹饰仍取吴越地区盛行的S纹。原始瓷的这些造型和装饰风格,显示了吴越文化的一个侧面。 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是胎、釉原料不同。从少量经过测试的标本中可以看到,西汉原始瓷胳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前者达17.23%,后者是2.97%。春秋战国时,萧山茅湾里和绍兴宫盛的原始瓷的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分别是:茅湾里为13.69%与1.68%,富盛为15.19%与2.12%。坯中氧化铝含量的增加,使陶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生成较多的莫来石晶体,从而提高陶瓷器的机械强度和烧成中减少制品的变形。莫来石又称富铝红柱石,无色,晶体呈柱状或针状,熔融温度约为1910℃,是陶瓷制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烧成时若窑内温度达不到它所需要的高度时,不仅不能达到增加氧化铝的目的,反而会使坯体疏松,烧结情况很差。氧化铁的引入,就不可避免地给坯体带来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呈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胳呈灰色,氧化铁含量越高,胎的颜色越深。所以秦汉时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烧成温度比较高的产品,胎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多数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严格他说只能称“釉陶”。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秦汉时期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最后是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则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 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已发达的原始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由此可知,这类原始瓷开始复烧的时间,可能在战国末年。 1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与灰陶扁平盖同出的几件原始青瓷盖罐。在灰陶扁平盖的顶面分别刻有阴文小篆“左”、“丽山飤官”和“右”、“丽山囗囗囗飤官”等字样,当是秦代的原始青瓷无疑。从陕西临潼县文化馆藏的器物来看,青釉盖罐的盖作扁圆形,上有半环形钮,盖下有子口与器身密合。胎质细密坚硬,烧成温度较高,但铁含量较重,呈色深灰。盖面和器身外表均满施青褐色釉,釉层不够均匀,有聚釉现象。盖罐的轮线柔和,盖与器身的比例协调,体型的大小适度,是一种美观而又实用的储盛器。 汉初的原始瓷器,所见产品有瓿、鼎、壶、敦、盒、钟和罐等。形制大都依照当时的青铜礼器,器型大方端庄,鼎、敦、盒的盖面和上腹施青绿或黄褐色釉,制作比较精细。到了西汉中期,原始瓷器的面貌发生了某些变化,敦已完全被盒所取代,一些仿铜礼器的制品如鼎、盒的形状已大不如前,鼎腹很深,足很矮,有的足已缩短到鼎底贴地,变成似鼎非鼎,似盒非盒。同时施釉的部位缩小,以至于完全不上釉,其制作已不如汉初的精致、讲究。至西汉晚期,鼎、盒一类的制品归于消失,壶、瓿、罐、钫、奁、洗、盆、勺等类日常生活用品急剧增加,生产更注重实用。同时出现了牛、马、屋等明器。牛、马线条比较粗犷,造型艺术不高,房屋多干栏式建筑,也有筑围墙的平房和构筑堡垒的楼屋式的地主庄院,式样丰富。西汉时期几种主要器物的演变进程是这样的: 瓿 在西周时期多仿青铜瓿的造型,敞口、圆腹、圈足,肩有小圆饼,腹身饰弦纹,像后代的坛子。西汉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圆浅腹、平底、底下安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双耳,耳面翘起并高出器口。上有扁圆形盖,盖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盖沿下面作出子口,与器身吻合紧密。到西汉中期,肩部渐鼓,耳的顶端则逐步降低,与器口接齐,底下三足消失。

  到西汉晚期,瓿的形体变得又高又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肩部的双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产,为印纹陶罍所代替。 鼎 汉初的原始瓷鼎由战国时期的陶鼎演变而来,兽蹄形三足较高,附耳高翘,耳根突出。盖似半圆球形而顶面稍平,上附三个高钮,仰放时可当三足用。西汉中期,鼎的双耳短直,兽蹄足显著变矮,逐渐与底平齐以至完全消失,盖钮也逐渐变小而成乳钉状,像个罐形。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铜礼器不再生产。 壶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汉初的原始瓷壶,口部微向外侈,颈部较长,器肩斜鼓,并装有人字形纹的对称双耳,腹下圈足较矮,称为圈足壶。到西汉中期,口缘趋向喇叭状,颈部缩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趋低矮以至变为平底。肩部附耳作半环形,也有在双耳上端贴铺首或难塑龙头的。到了西汉晚期,壶口已明显的呈喇叭形,腹部球圆,极少发现圈足。双耳常作铺首衔环。长沙五里牌汉墓出土的喇叭口壶,耳部配装活动的铁环,是非常罕见的。

  壶耳也有作成鱼形的,或者在竖耳的上端堆贴横“S”形纹,除喇叭口壶外,还有长颈壶、蒜头壶、匏壶等不同的造型。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式样新颖别致,如长颈壶,在扁圆形的壶腹上,配以修长而细圆的直颈,稳重端庄;蒜头壶,长颈球腹,颈上为形似蒜头的小口,造型别致;匏壶小口束腰,整器像上小下大的两个圆球联接而成,其状颇似葫芦。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大致说来前期比较简朴,一般器物上都只饰简单的弦纹或水波纹,未见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到了西汉中期及其以后,装饰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了简单的刻划花纹,如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尤其喇叭口壶和长颈壶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缘、颈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纹带的区间内,分别划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云气纹线条柔和流畅,使人如觉流云浮动,在流云之间往往还配以神兽飞乌,画面十分生动优美,可与同时期的铜、漆器图案相媲美。在浙江义乌发现的一组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其装饰图样颇为特殊,如在壶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两角卷曲的龙头;在瓿的腹部划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其下为佩壁图样,佩带穿壁作迎风飘舞状。瓿的耳面则印出面目狰狞,一手举剑、一手持盾,威武凶猛的武士形象。同时在盖顶堆出躯体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钮,刻划精细。这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为同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中所罕见。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 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的品种和纹饰都有所变化。西汉时期曾一度广泛流行的瓿和钫等器类,此时已不再生产,而罐类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则在急速增长。 盘口壶是东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颈较高,口内的盘面很小,球腹,平底,显然是由喇叭口壶演变而来。西汉时有的喇叭口壶已在口颈交接处做出一条棱线,到东汉前期棱线更加突出,口颈斜直,初具盘口的样子,中期以后,直变成盘口壶。罐多数作直口平唇,肩安双系,上腹鼓出,下部斜收成平底。盘大都直口斜壁,浅腹大底,而且往往与耳杯相配,可能是一种托盘器具。碗弧壁平底,腹部较深,容量较大。这些饮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当时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转向经济实用。又如此时新出现的品种之一的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体宽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壮的弯曲提手,是一种提携方便的盥洗器。这一时期原始瓷的花纹装饰也较简单,此时最通行的是加工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如在双系罐和盘口壶的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弦纹罐”和“弦纹壶”。此外在熏炉的腹部镂雕三角形的出烟孔,钟、洗的肩、腹部贴以铺首,五联罐的颈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虫,以及鬼灶上刻划鱼、肉图案等。灶上饰鱼、肉,既点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 在东汉中晚期的窑址和墓葬中,又发现有一类胎、釉呈色很深的器物,以前通称为“酱色釉陶”。器型有五联罐、盘口壶、双系罐、碗、洗、盘、囗(钅焦)斗和耳杯等。所谓五联罐,即在罐的口肩部位附加四个壶形小罐,加上器身的罐口构成。周围的四个罐比较矮小,而且与器腹不相贯通,器肩和上腹堆贴猴子与爬虫等。这种五联罐在东吴、西晋时发展成为谷仓。囗(钅焦)斗器身作洗形,腹部装横柄一个,底部安有三足,它常与形状如钵、胳壁较厚,口缘安有对称的半环形双鼻的火盆共存,说明囗(钅焦)斗被搁置火盆之中,盆中加放炭火即可用来温食,应该是当时暖锅的模仿。这类制品因胎料中含有较多量的铁分,在稍低的窑温下也可以使坯体达到较好的烧结状态,所以多数器物的胎骨坚硬而致密,碰击时发声清亮。这类原始瓷器,胎呈暗红、紫或紫褐色,多数通体施釉,釉层比较丰厚且富有光泽,质坚耐用,实用价值较高。而它是一种利用铁分较高的劣质原料做成,是东汉窑业手工业者的一个创新,为东汉晚期黑釉瓷器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墓葬内也发现部分器物的胳骨较为疏松,容易破损,显然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综观秦汉时期的原始瓷器,胎土中含铁量比较高。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浙江地区的瓷土,其铁含量均高达1.5~3%左右。所以在还原焰中烧成时,胎即呈现淡灰或灰的色调,在氧化焰中烧成时,胎则呈现砖红或土黄色。

  当时所用的釉料仍然是以铁作为着色剂的石灰釉,氧化钙的含量普遍较高,所以釉的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较大,有较好的透明度,也容易形成蜡泪痕和聚釉现象。在完全依赖直接经验进行生产的条件下,铁分的比例和烧成气氛自难准确控制,所以原始瓷的釉色也颇不一致,或作青绿色,或青中泛黄,或呈黄褐色。

  同时由于釉料中还含有一定量的二氧化钛,在还原焰中有部分转变为缺氧结构,使釉呈现灰的色调。在东汉以前,施釉用刷釉法,并且只在器物的口、肩等局部地方施釉。到了东汉中期开始采取浸釉法,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处无釉,釉层增厚,而且釉胎的结合也大有改进,少见脱釉现象。成型多采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型比较规整,器壁往往留有轮旋的痕迹,而制作精细的钟、壶类器物,则在成型以后又进行修坯、补水等工序,因此表面都十分平整光滑,不见“棕眼”等缺陷。有些制作精良的原始瓷器十分接近成熟瓷器的形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公社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的瓷片标本和窑址附近的瓷土矿中的瓷石样品作过许多测试和化验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该窑场的制品,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高,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其釉层比原始瓷显著增厚,而且有着较强的光泽度,胎釉的结合紧密牢固。釉料中含氧化钙15%以上,并在还原气氛中烧成,所以釉层透明,表面有光泽,釉面淡雅清彻,犹如一池清水,已经具备瓷的各种条件。

  因此,把瓷器的发明定在东汉的晚期,是比较妥当的。由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也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刚从原始瓷演变而来的东汉晚期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

  此时常见的器型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罍、瓿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瓷碗是古代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汉代始见,魏晋流行,唐以后大量生产。东汉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盘,多属大件,器型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健。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泡菜坛和四系罐等,前两类完全承袭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为多见。它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四个等距横系(个别也有作六系的),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上虞县的许多窑址中都有发现,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类似原始瓷壶,但也有了某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浙江鄞县东吴公社生姜大队发现的一件型体较小的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二个,并划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铜钟的形式。奉化县白杜熹平四年(175年)砖室墓出土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同墓所出的井,敛口、斜肩、筒腹,粘贴在肩部的扁条形绳纹交叉成网形,交叉点饰乳凸,应该是表示绳结,是一种少见的产品。

  此时瓷器的装饰花纹,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也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胳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型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与青釉器相同,唯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根据国家建筑材料总局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这种黑釉瓷的胎含SiO2高达73~76%, Al2O3含量较低,占15~18%, Fe2O3含量为2.3~2.8%,系用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原料,所以能在1200±20℃~1240±20℃中烧结。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是含有高达16%CaO的石灰釉,由于釉内氧化铁含量达到4~5%,所以使釉呈现绿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处露出深紫的胎色。瓿、罍、罐的内壁还常常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褐色徐料。釉层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条条的蜡泪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由此可见,黑釉瓷的烧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色釉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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